第二章  查考字词的工具书

查考字词的工具书，在我国出现较早，汉代所谓“小学”就是文字学，四部分类中的经部也有“小学”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把它分为训诂书、字书、韵书三大门。训诂书主要讲字义，字书主要讲字的形体结构，韵书主要讲音韵。现代编制的查考字词的工具书，可分为字典和词典两大类。字典以释字为主，词典以释词为主。实际上，古代的字书大都兼及音义，训诂书也讲字音，韵书也讲字义；现代的字典往往也兼收复词，词典也多以单字为词头，并释其音义，相互间既有区别，又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。

为了使读者对这些工具书有一定的了解，以便遇到查考字词时能选择使用，下面先简述汉字的形体演变和查考字词的工具书的源流，然后分门别类讲述查考字词的途径。

第一节  汉字的形体演变和查考

字词的工具书的源流

一、汉字的形体演变

在不断前进的历史长河中，人民群众的辛勤劳动，不仅创造了社会的物质财富，也创造了丰富多采的文化，我国文字的发明创造，就是我们的祖先对人类文化的一个贡献，也是我国古代社会从“野蛮时代”到“文明时代”的一个重要标志。

据考古发现，半坡、姜寨、柳湾、大汶口和城子崖的陶器文字，当是我国文字的雏型，算来已有六千年左右的历史。商周的甲骨文和金文，已经开始具备象形、指事、会意、形声、转注、假借等“六书”特征，若不经过长时间的发展过程，不可能达到那么高的水平。

秦始皇统一六国，“取史籀大篆”，“省改”、整理、规范成小篆，而“罢其不与秦文合者”。这种统一文字的政策，既符合文字发展的规律，也符合中央政府的政令贯彻和全国经济、文化交流的需要，在历史上是进步的。

秦始皇还命程邈对民间的简易书体——隶书，进行了整理，作为小篆的辅助字体。后人为了区别于汉隶，称它为古隶。因为这种字有较广泛的群众基础，容易写，到汉代就代替了小篆的地位，成为通用的主要字体。经过长期的使用和改造，汉末它就发展成“熹平一字石经”那样标准化的汉隶。汉代对这种字体还有一种草率的写法称为草书，又称章草，但基本上还是隶书的变体，与晋唐以来的今草、狂草迥然不同。顾炎武曾说：“盖小学家流，自古以降，日趋于简便，故大篆变小篆，小篆变隶。比其久也，复以隶为繁，则章奏文移，悉以章草从事，亦自然之势。故虽曰草，而隶笔仍在，良繇去隶未远故也。”（《日知录·草书》）

魏晋之际又将汉隶进一步改进成楷书，但最初的形体还近于隶书，如魏锺繇、晋王羲之写的字，结体方扁，不同于现行楷书。唐代欧阳询、虞世南等所写的楷书就变成长方型，又经规范才成为“开成石经”那样的写法，楷书才有了定型。在楷书的使用过程中，经过游移和简化成为行书，这两种字体一直通行到现在。

我国文字的演变，就总体而言，其数量是由少到多，而字形则由复杂到简易，这种变化是经过多次改革逐步实现的。除秦代的“书同文”是由统治阶级领导进行的一次文字改革外，此后都是在广泛的实用过程中自行简化，以致约定俗成，改变字形的全貌。

直到本世纪初，又有了文字必需改革的呼声。如1904年王照的《官话合声字母表》发表，1907年劳乃宣加以整理，改编为《简字谱录》。此后四十多年，推行注音字母给汉字注音。

1951年，毛泽东同志指出：“文字必须改革，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”。1958年，周恩来同志在《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》的报告中，明确规定了文字改革的三项任务：简化汉字，推广普通话，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。在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的关怀下， 1956年，国务院公布了《汉字简化方案》，经过分批推行和广泛使用，至1964年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编印了《简化字总表》，共推行简化字二千    二百三十八个。同时，通过废除异体字，更换部分生僻地名字等，共精简了一千一百多个汉字。1977年底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表《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（草案）》，并规定《草案》第一表的二百四十八个字，即在图书、报刊上试用；在试用一个短时期后，接受群众意见，又停止试用。第二表的六百○五个字，需经过广泛讨论，征求意见，再公布《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》。此外，1957年，国务院全体会议第六十次会议还通过公布《汉语拼音方案（草案）》，1958年由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推行。

文字改革是一项艰巨的任务，既要积极，又不能草率。

二、《说文解字》和《康熙字典》等古代字书的发展

据《汉书·艺文志》记载，早在周宣王时，就产生了我国见于著录的第一部字书《史籀》，也是当时教育儿童的一种识字课本。

秦始皇统一六国后，配合统一文字的政策，特令李斯等用小篆编撰字书《苍颉篇》、《爰历篇》和《博学篇》。汉初，民间有人把上述三篇合为一篇，“断六十字为一章，凡五十五章”，仍取名《苍颉篇》。以后，陆续有司马相如的《凡将篇》、史游的《急就篇》等。不过，以上这些原只是一般的识字读本，诸如《急就篇》，也是经唐人颜师古作注、宋王应麟补注，才使它具有查考字词的作用。真正奠定了我国古代字书基础的著作，还要算东汉许慎的《说文解字》。

该书以小篆为主体，兼收古文、籀文，全书分为十四篇，收单字九千五百四十三个，用读若法注音，按文字形体及偏旁构造分成五百四十部，创立了按部首收字的体例。它还总结了战国以来的“六书”理论，创立了较为系统的解释文字的方法，并保存了大部分先秦字体和汉代以前的文字训诂，对我国古代语言文字的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。晚清以来关于甲骨文、金文等古文字的研究，正是在《说文解字》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。总之，在我国古代字书史上，它是一部划时代的巨著。

晋朝吕忱的《字林》，是继承《说文解字》编纂的又一部字书名著。在唐代以前，人们还把它和《说文解字》并称，可惜不久就失传了。据《封氏闻见记》，《字林》的部首与《说文解字》相同，收字一万二千八百二十四个，较《说文》为多。《魏书·江式传》说，该书“文得正隶，不差篆意”，可见是我国第一部用隶书写成的字书。梁顾野王的《玉篇》，则是我国第一部用楷书编成的字书。今本《玉篇》虽非原本，但可知其对《说文解字》有所增订，也是一本较好的字书。

自隶书、楷书代替篆书通行以后，文字的形体发生了重大变化，新字和俗体也日益增多，于是就有人注意研究文字的异同，从而产生了唐颜元孙的《干禄字书》、辽释行均的《龙龛手鉴》、宋郭忠恕的《佩觿》及李从周的《字通》。这些字书对于我们认识一个字的异体，辨清许多形体相似的字，还是有用的；其中《字通》创建了按笔画排字的方法，一直沿用至今。

宋代的字书主要有王洙等相继修纂的《类篇》，它继承了《说文解字》和《玉篇》的体例，着重探讨字源，说明文字形体之变化并吸收了大量的新字（共收字三万一千三百十九），讲古音、古训，在字书史上有一定贡献。元戴侗撰《六书故》，改变了《说文解字》的部首编排，分为数、天文、地理、人、动物、植物、工事、杂、疑九部，每部之下各分若干细目，按字义排列。但戴侗攻击许慎用小篆作本字，使人“不知制字之本”，所以他的《六书故》采用钟鼎文字，钟鼎文没有的 字才用小篆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曾指出该书“非今非古，颇碍施行”。不过书中解释文字，也有精详的考证，作为研究古代文字训诂的工具书，还是有用的，不能一笔抹杀。

明代梅膺祚的《字汇》，是我国一部较为通俗而编排方法也比较进步的字书。它收编单字三万三千一百七十九个，包括俗字，而僻字则一律不收，并把《说文解字》的部首简化成二百十四个，均按笔画多少排列。注音方法是先反切，后直音。对字义的解释，也较为清楚。全书分为子丑寅卯等十二集，连首卷及附录共十四卷，每卷用表注明各部首及其所在页码，末附检字表以便查找不易辨别部首的字。这种编排方法是字书发展中的一大改进，后世多沿用。该书在明末曾风行一时，给它作补编或用其名新编的字书也很多，其中流传较广的则是张自烈的《正字通》。

清康熙四十九年（1710年），张玉书等奉命撰《康熙字典》，这是我国字书第一次用字典的名称。该书继承了《字汇》和《正字通》的体例，分为二百十四部，共收字四万七千○三十五，用反切注音，释义旁征博引，可以说是我国封建时代纂修字书的一个高峰。当然，该书也存在不少缺点和错误。乾隆时王锡侯著《字贯》一书，就对《康熙字典》的错误有所指摘和议论；但因此冒犯了康熙“御定”的威严，又因该书没有“避讳”，落了个作者满门抄斩，其著作也全部被销毁（事见《掌故丛编》）！直到道光七年（1827年），王引之奉皇帝之命，著《字典考证》，才校正了该书引书的错误二千五百八十八条。显然，错误当不限于此。第二节还要介绍清代以后人们的评论，这里从略。

我国古代专门汇集经史中文字训诂的字书有唐陆德明的《经典释文》、清阮元的《经籍籑诂》，集释佛经音义的著作有唐释玄应的《一切经音义》、释慧琳的《一切经音义》，研究虚字的有清刘淇的《助字辨略》、王引之的《经传释词》等，都是价值较高的专著。

三、《尔雅》等训诂书的兴衰

所谓“训诂”，就是解释词义；解释词义的方法有两种：一是用当代普通话的词语说明古代词、方言词的意义，这叫“诂”；一是说明词的定义和应用范围以及它和同义词、近义词的分别，这叫“训”。

《尔雅》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第一部训诂书，也是我国古代训诂书的代表作。此书作者，历来说法不一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说：“大抵小学家缀辑旧文，递相增益，周公、孔子皆依托之词。”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。大约该书产生较早，春秋到汉初这一时期内，经过不少人的增补，到汉代才定型。今本《尔雅》按收录词汇的内容分为释诂、释言、释训、释亲、释宫等十九篇。它的内容丰富，不仅涉及到古代的一般词汇，还涉及到古代社会的人事、天文、地理和生物等方面的知识，分门别类进行了解释，是研究和查考先秦词汇的重要资料，在我国语言学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。但是，这部词典成书较早，不少内容若没有后人的解释，也难以看懂。汉代以来，为《尔雅》作注的不少，但大多已失传，现存晋郭璞的注和宋邢昺的疏，即通行的《十三经注疏》本中的《尔雅注疏》。此外，宋代还有陆佃的《尔雅新义》、郑樵的《尔雅注》，清代研究《尔雅》的著作更多，最著名的有邵晋涵的《尔雅正义》、郝懿行的《尔雅义疏》。

《尔雅》一书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，被列为儒家的经典，对后世训诂书的影响颇大。后世训诂书，有的补充《尔雅》内容，有的仿其体例，且多以“雅”字命名。其中旧题孔鲋的《小尔雅》，是最早的一部补充《尔雅》之作。此后有汉刘熙的《释名》，除对字词进行简单的释义外，并进一步探求语源。魏张揖的《广雅》，则博采群书，以补《尔雅》训诂之缺。宋代补《尔雅》之作有：陆佃的《埤雅》，罗愿的《尔雅翼》。明代朱谋炜的《骈雅》，专门收录冷僻深奥的词汇；方以智的《通雅》，特点在于探讨语源。清代吴玉搢收录形音歧异而意义相同的词，撰为《别雅》；史梦兰集叠字，撰《叠雅》。总之，以上诸“雅”，都是收录古籍书面语言的词典。

我国第一部专门收编各地群众口头语言的词典，当推旧题扬雄撰的《方言》（全称《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》）。汉末至晋初的人都说此书是扬雄所作，如应劭的《风俗通义》和常璩的《华阳国志》。但是，《汉书》的《艺文志》和《扬雄传》都没有提到这件事，所以宋代洪迈便怀疑起来，以为扬雄作《方言》之说出于依托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断为“真伪皆无显据”。但该书自问世以后，研究它的名家，颇不乏其人，晋郭璞的《方言注》，更多所阐述，贡献较大，且流传至今，王国维在《书尔雅郭注后》、《书郭注方言后》曾给予分析、比较和肯定。清代学者为《方言》作校勘疏证工作的主要有：戴震的《方言疏证》，钱绎的《方言笺疏》，王念孙的《方言疏证补》。但是，集大成之作，还是周祖谟的《方言校笺》（科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）。

续《方言》及收编方言俗语的专著还有不少，如：汉服虔的《通俗文》，唐颜师古的《匡谬正俗》，宋阙名的《释常谈》、龚颐正的《续释常谈》、李翊《俗呼小录》、明李实的《蜀语》等。

清代续《方言》的著作主要有：杭世骏的《续方言》，程际盛的《续方言补正》；考证一地方言的有：胡文英的《吴下方言考》；专集诗词中方言的有：李调元的《方言藻》；专集常言俗语的有：翟灏的《通俗编》、钱大昕的《恒言录》、钱大昭的《迩言》等。

四、《广韵》到《音韵阐微》的变化

我国古代韵书的编纂，是随着汉字音韵的发现和研究而出现的。魏李登的《声类》始分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五声，晋吕静的《韵集》除按五声分卷外，又创立了韵部，这两书就是韵书的先驱。此后，齐梁间周颙的《四声切韵》、沈约的《四声谱》，定汉字读音的平、上、去、入四声，为后代韵书奠定了基础。

隋文帝初年，鉴于各地方言中四声分歧较大，“吴楚则时伤轻浅，燕赵则多伤重浊，秦陇则去声为入，梁益则平声似去”，而以前的韵书缺乏定韵标准，各有错误，于是陆法言与颜之推等在仁寿元年（601年）编成《切韵》。这是综合南北多种语言、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一部重要著作，为其后的《唐韵》甚至宋代的《广韵》所本，可惜流传下来的只有残卷了。近几十年来，经过研究考证，《切韵》分一百九十三韵，韵目次序不及《广韵》整齐，字数较少，注亦简略。

唐玄宗天宝十年（751年）孙愐据《切韵》增字加注，重加刊定，改名《唐韵》，但原书亦已亡佚。

《广韵》又称《大宋重修广韵》，是陈彭年、丘雍等于真宗景德四年（1007年）奉诏修，至大中祥符四年（1011年）增广《切韵》成书。全书分二百○六韵，收录二万六千一百九十四字，注文十九万一千六百九十二字，是我国现存最早和最完整的韵书。它保存了丰富的声韵学材料，文字训诂亦多可取，宋代知识分子即把它当作通用的字典，后人更常把《广韵》、《说文解字》和《尔雅》三书并称，作为我国古代字书中三大系统的代表。以后，丁度等又撰《集韵》，仍分二百零六韵目，韵目名称和次序稍有更动，收字比《广韵》多二万七千三百三十一，计五万三千五百二十五，为我国收字最多的一部韵书，注文虽不及《广韵》详细，但引证古书材料很可贵，且注重文字的形体和训诂，是研究文字训诂和宋代语言的重要资料。此外，丁度等删取《切韵》编过一部《韵略》，后改名《礼部韵略》，毛晃再把它增补修订为《增修互注礼部韵略》，即后来所称的《增韵》。

金元间，随着中古后期语言的逐渐发展变化，实际语音与《广韵》的二百零六韵越来越远。金哀宗正大六年（1229年）王文郁撰《平水新刊韵略》，并为一百零六韵；宋理宗淳祐十二年（1252年）刘渊撰《壬子新刊礼部韵略》，归并为一百零七韵；金韩道昭撰《五音集韵》，归并为一百六十韵。此后，元熊忠的《古今韵会举要》、阴时夫《韵府群玉》分别沿用刘、王韵目，直到明代官修《洪武正韵》，进一步归并为七十六韵。至于元周德清的《中原音韵》，则以北音为正音，根据元代北曲用韵，首倡“平分阴阳，入派三声”之说，分十九部。由于该书是适应当时政治中心北移而专门研究北音的，所以也是研究近代以北音为主的普通话语音的重要资料。

清康熙时李光地、王兰生等奉诏撰《音韵阐微》，雍正时完成，全书韵部仍分一百零六。该书《凡例》说：“世传切韵之书，其用法繁而取音难。今依本朝字书合声切法，则用法简而取音易。”于是改革以前韵书的反切方法，并根据当时北方官话来定字的音切。这种读音既非秦汉古音，也非《广韵》系统的中古音，而接近于今天的读音，给我们提供了读音上的方便。

五、近代、现代字典和词典的编纂

近代、现代的字典和词典，是在古代这一类工具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，具有代表性的有《中华大字典》，编者陆费逵、欧阳溥存等，中华书局1915年初版。全书收单字四万八千余，稍多于《康熙字典》，还纠正了后者的错误二千多条。尽管该书的缺点和错误也不少，但因它收字较多，在新的大型字典出版以前，还不失为一部重要的字典。

在词典方面，《辞源》是编辑最早、规模较大的一部。该书由陆尔奎、方毅、傅运森等任编辑，商务印书馆1915年出版正编、1931年出版续编，后来又多次重印再版。全书收词目约十万条，内容包括普通语词、成语、典故和人名、地名、书名以及专科术语等等，按字头部首编排，每个字头先用反切注音，并附直音，再标明声韵，解释字义。词条按词头首字排列在字头之后。该书在内容和编排体例上，都吸收了前人的成果，注音简易，词条较多，引证丰富，释义明了，至今仍不失为有使用价值的词典。它的缺点是，第一、文史方面的条目多根据唐宋以来的类书，没有核对原文，往往发生错误和遗漏，而且引书不注篇名，难以查对；第二、摘引原文不标明删节，容易产生断章取义的错误；第三、有的词条去取失当；第四、没有使用新式标点；第五、一些释义上的立场、观点也有问题。

继《辞源》之后的百科性词典应数《辞海》，舒新城、张相等编，1936—1937年由中华书局分三册出版，后又再版。全书收录词条的数量和编制体例大致上与《辞源》相同。当然，《辞海》对《辞源》所存缺点错误有一些改正，如引书注了篇名，还采用了新式标点。但是，除此以外，前面所举《辞源》的缺点、错误，在《辞海》中仍多存在，特别是立场、观点上的问题，二书有不少共同之处，读者查考时应当注意。《辞海》《辞源》二书收编的条目不尽相同，可相互参照，取其所长。

此外，还有一些专门性的字典和词典，如杨树达的《词诠》、裴学海的《古书虚字集释》、朱起凤的《辞通》、符定一的《联绵字典》、徐嘉瑞的《金元戏曲方言考》等等，至今也还有参考作用。

解放后，字典和词典的编纂进入了一个新阶段。三十年来，先后编辑、出版了《新华字典》、《同音字典》、《古汉语常用字字典》、《汉语小词典》、《四角号码新词典》、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和一些专门性的字典和词典，并开始新编《汉语大字典》和《汉语大词典》。此外，还有《辞源》、《辞海》的修订、改编。

在党中央的领导下，在全国学术界协作努力下，《辞海》（1979年版）已于1979年9月出版，精装三巨册。新版《辞海》收单字一四八七二个，复词九一七○六条，插图三千余幅，计一千三百余万字。这是一部百科性辞书，主要供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使用。在改编、修订过程中，除上述1979年的新版本外，从1961年起，《辞海》还曾印刷过四种本子：（1）《辞海·试行本》，1961年出版，按学科编排，平装十六册，附总词目一册。（2）《辞海·试排本》，  1963年印，供征求意见用，按部首笔画编排，平装六十册，精装合编成三册。（3）《辞海·未定稿》，1965年出版，按部首笔画编排，精装二册。（4）《辞海》分册，按学科编排，共廿分册，装订成廿八本，分两种版本：“修订稿”，已出版廿三本，1980年出齐；“修订本”已出六本。

《辞源》的修订定稿工作也于1979年完成，共四个分册，将于1981年出齐。修订后的《辞源》是一部阅读古籍用的工具书，供文史研究工作者参考。收词限于古典文史范围，而且一般止于鸦片战争；旧《辞源》中的现代自然科学、社会科学和应用技术的全部新词则一律删去。单字下注汉语拼音和注音符号，并加《广韵》（间采《集韵》等）的反切，标出声纽。释义简明确切，并注意语词的来源及其在使用过程中的发展演变；全部书证加注了作者、篇目和卷次，有些条目之末还附了参考书目。